《云南日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特刊｜抗战大后方

《云南日报》版面截图

剑扫风烟 挺立脊梁

在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大后方”一词意味着支撑、意味着根基、意味着希望。抗战初期，东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炮火扫荡破碎山河，民族陷于危难之中，处于中国西南腹地的云南以独特的地理位置、坚韧的民族精神构筑起支撑全国抗战的重要战略大后方。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机关、学校、工厂不断涌入云南，总计入滇军民100万人以上。地处抗战大后方的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召唤下，一方面毁家纾难支持前方抗战，另一方面奋勇开发交通道路，建设军事及民用工业，发展农业、商业、金融业及教育文化事业，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生命通道

打通援华物资大动脉

抗战初期，滇越铁路成为当时我国西南地区最主要的运输通道。大批内迁企业、工厂和学校的人员、物资都经由滇越铁路进入大后方，大量来自海外和东部的抗战物资和民用物资绕道滇越铁路，由云南运入西南各省和其他内地省份。从1937年到1940年，滇越铁路运输物资130万吨。在1940年日军切断滇越铁路运输以前，这条铁路几乎成为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国际通道。

1938年，云南各族儿女用汗水、血肉开辟出一条新的生存之路——滇缅公路。“这条蜿蜒上千公里的‘抗战生命线’，在日军封锁中国沿海的危急时刻，打破了物资封锁，在滇越铁路和西北国际运输线终止后，成为战时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陆上通道。”云南省档案馆国家级档案专家殷俊燕介绍，滇缅公路战略意义极其重大，其建成后外通缅甸的腊戍、曼德勒（瓦城）、仰光，内连川、康、黔、桂四省，直接关系着抗战的前途，关系着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命运。

滇缅公路的修筑，浸透了云南各族人民的血与泪。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民工，在缺乏工程器械的条件下，自备粮服，日夜奋战，仅用9个月就修通了这条史称“输血管”“国际大动脉”的战略公路，创造了“惊世奇迹”。从1938年12月至1942年5月被切断，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战略物资共约49万吨，承担了当时全国抗战物资90%的运输量。

抗战期间，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中印公路、中印输油管道……这些用云南人民汗水、鲜血乃至生命铸就和保卫的运输生命线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其中所展现的空前绝后的民族凝聚力，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战精神最生动的体现，也是我们得以战胜强敌最深厚的力量根源。”殷俊燕说。

文化堡垒

构筑民族精神高地

大后方的核心使命，更在于为国家保存和延续复兴的种子。在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省中国近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吴宝璋看来，西南联大在滇联合办学，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抗战爆发后，日军视当时的中国为一盘散沙，甚至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而三个学校虽具有不同的教学理念，却为了抗战紧紧团结在一起，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是抗战时期唯一联合到底的学校。这在当时成为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敌的精神象征。”吴宝璋说。

“3500公里的‘文化长征’，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师生，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办学，只为思考国家民族命运而存在。”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感慨道，“在全民族的至暗时刻，这种精神力量汇聚成引领全民族砥砺前行的精神火炬，在西南边疆构筑起凝聚人心、坚韧不屈的精神高地。”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西南联大追求科学、民主、爱国理念，充分利用云南地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成为当时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策源地，不仅保存了国家的文化和血脉，更深刻践行了“文化抗战”和“教育救国”的文化使命。

战火纷飞中，联大秉持“刚毅坚卓”的校训，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弦歌不辍、育才救国，教授、学者们撰写出版书籍百部以上。这些代表着当时中国学术界顶尖水平的研究成果，犹如民族复兴大厦之文化根基的一砖一石，在西南边疆筑起了一道新的文化长城。

工业基石

铸就战时经济支撑点

当烽火席卷中国，无数支撑着抗战物资命脉的工厂在轰炸中化为焦土，云南悄然崛起，用血肉与钢铁筑起一道工业长城，承担起保障抗战物资生产的艰巨使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工厂、企业从沿海和内地纷纷南迁，起初以迁到重庆为主，但因重庆电力紧张，原材料供给困难，加之日本飞机轰炸频繁，难以保证工厂、企业的正常生产。而云南偏居西南，还有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两条国际运输线，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等内地80余家企业、工厂纷纷迁滇。同时，云南钢铁厂、昆湖电厂、昆明化工厂等一批军工相关企业相继建成投产，云南很快成为全国抗战制造枪炮、弹药等兵器机械生产的坚固后方和保障基地，到抗战结束时，全省已有600余家兵器工业企业。

为满足国防所需，这些迁建至云南的工厂、企业，直接为抗战前线生产了大量的轻重机枪、迫击炮、炮弹等武器，生产了瞄准器、指南针、军用通讯电缆、望远镜、测远镜等军需用品；民用企业也生产了水泥、橡胶、酒精等一批批国防急需品，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战，为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自主修建滇缅公路，到顽强维持驼峰航线，从庇护来自全国的知识精英和文化瑰宝，到挺起抗战中的工业脊梁……战争硝烟已经远去，但云南作为抗战大后方所承载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团结精神，早已融入各族人民血脉，将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云报全媒体记者 王世涵

》》》声音

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报国路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刚毅坚卓——西南联大历史展》迎来观展热潮。参观者们通过博物馆里实景化呈现的展览，仿佛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与文化命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被迫南迁，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随着战火蔓延，1938年2月，师生们分三路向云南进发，其中最艰苦的“步行团”跨越湘黔滇三省，跋涉3500里。三校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当时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一时学者专家云集，不少学术研究在这里开花结果，教育的种子在这里播撒，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物质匮乏却催生精神丰饶。“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园，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辰光。”1938年在西南联大校歌的创作阶段，冯友兰作为校歌校训委员会主席写下此曲，作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的勉词。

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刚到这里工作时曾困惑：“战争年代谈何伟大？”随着研究深入，她触摸到联大人超越苦难的远见和坚韧。

冯友兰在纪念碑文中预言：“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这些话语中，透出联大人对抗战胜利充满了坚定的信念。“这种从战争中生发出来的生命力，于困难中选择乐观、坚韧的精神，正是西南联大‘刚毅坚卓’校训的内涵所在。”李红英说。

条件艰苦却激发报国之志。西南联大在滇八年间，先后有约8000人就读，其中有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大批蜚声中外的杰出人才。更令人动容的是，联大师生在国家危难时刻毅然投笔从戎，以身报国，以多种形式投身抗战：1100余人从军报国，奔赴抗日前线；400多名外文系学生担任军事翻译。

如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静静地矗立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一隅，石碑正面，1100余字详尽地叙述了西南联大组建历程、南迁经过及历史意义。碑阴，刻着抗战以来西南联大从军的834名学生的名字，让后人永远记住他们舍身报国的壮举，坚信“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西南联大师生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坚韧成长，在颠沛流离和敌寇轰炸中艰辛磨炼，用“读书救国”践行救亡图存使命，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在战争中展现的精神力量丝毫不亚于武器的锋芒。在当代，这种在战火中闪耀的思想光芒仍在延续，它教会我们如何在苦难中守护文明，在困境中坚持求索。”李红英说。

云报全媒体记者 王世涵 朱婧

》》》抗战故事

敌人来了有猎枪

成信江

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五十一兵工厂的建立，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1936年夏天，国民政府军政部与捷克布鲁诺兵工厂协商，捷克协助中国建厂，自行制造捷克7.9毫米轻机关枪。七七事变后，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捷克布鲁诺兵工厂改变了计划，随后建厂之事中断。1937年10月，丹麦麦德森公司向中国推销7.9毫米轻重机枪，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派周典礼、杨文熙、费启能、钱绍宋等6人到丹麦验收并考察和学习制造方法，又派毛毅可、周典礼等向美国、德国、丹麦、捷克、瑞士各国订购各种机器设备。

不久，国民政府决定自行建厂制造麦德森机枪，五十一兵工厂勘定在昆明海口的山冲（现昆明市西山区海口街道办事处里仁社区）。1939年底，工厂的建设工程全面开工。不久兵工厂建设基本完成。1940年，因制造麦德森机枪的全套刀具及图纸在遮放镇被日本空军炸毁，后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厂改为制造捷克式7.9毫米轻机枪。1941年6月，经过艰苦努力后，兵工厂终于试制生产出了100挺捷克式轻机枪。1941年9月1日，五十一兵工厂正式宣布成功建立。兵工厂沿山势由4个山洞组成，山洞间有通道互相连接，厂内生产作业远离市区，工厂十分隐蔽，敌机难以轰炸。

1941年12月26日，兵工署作出决定，将五十一兵工厂和二十二兵工厂合并为五十三兵工厂，并任命了周自新为五十三兵工厂厂长。兵工厂建立后，国民政府向丹麦麦德森公司购买了7.9毫米口径的轻重两用机枪全套设备、工艺、机床，制造麦德森轻重两用机枪，又从欧美等国进口各种机器设备1000余台，并聘请德国兵器专家做顾问，从同济大学、重庆兵专毕业的学生和留学生中招募技术人员，吸纳云南当地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才就业，主要生产抗日前线需要的捷式和苏式轻重机枪，以及仿制国外先进的枪炮。至1945年共生产机关枪14900余挺，同时，还在厂内修理火炮970余门、轻重机枪8000余挺、步枪22000余支，制造了难以计数的军工部件。

1942年1月，国民政府还将内迁昆明制造军用光学器材的兵工署第二十二工厂和第五十一兵工厂合并，成立新的第五十三兵工厂，工厂除了生产望远镜外，还组织力量试造奥美特式迫击炮瞄准镜、法国勃朗特式瞄准镜和瑞士威尔特式80厘米倒影测远镜，这些军事光学镜的相继制成问世，使昆明成为中国生产第一代军用光学仪器的基地，也使五十三兵工厂成为“国内唯一的军用光学器材制造厂”，从工厂开始生产至抗战胜利，累计生产轻机枪15000余挺、望远镜13000余架，迫击炮瞄准镜3700架，指南针27000万具，并为中国远征军修理了近千门火炮、27000余支机步枪及数以万计的光学器材、军用杂件等。兵工厂的建立为抗战胜利作出积极贡献，得到盟军及中国远征军的嘉奖。

抗战内迁军工企业在云南生产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许多爱国知识志士、军工专业技术人士，在抗战中涌现的爱国强军、钻研军事兵器、争取全国抗战胜利的精神，以及后来追求卓越军工、立志富国强兵的美好愿望，在昆明工业技术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单位:省委党史研究室）

滇缅公路：永不磨灭的生命线

殷俊燕

滇缅公路，是一条被誉为“筑路史奇迹”的公路，是载入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的代表性符号。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企图依靠其海空军优势，封锁中国沿海口岸。1937年8月，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提出“国际交通应早作准备，立即同时着手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直通印度洋”的提议。这一极具战略眼光和前瞻性的计划符合国民政府把川滇黔三省作为抗战后方的构想，被迅速采纳。

滇缅公路东起中国昆明，西由下关向西延伸，经漾濞、永平、保山、龙陵、芒市至畹町界河与缅甸腊戍连接，全长1146.1公里，中国境内959.4公里，缅甸境内186.7公里。其中昆明到下关为东段，已于1935年土路通车。西段由下关起，至中缅交界的畹町河止，全长547.8公里，为新修里程。

当山河破碎、国运危殆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云南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以龙云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各民主党派、各阶层各界人士团结抗战的良好局面。在全民族高涨的抗日救亡浪潮中，云南地方政府在各民族各阶层人士支持下积极组织抢修滇缅公路。

1937年11月底，滇缅公路全线动工兴建。云南筑路民工纷纷自带口粮和工具，跋山涉水到工地，组成浩浩荡荡的筑路大军，高峰期每天施工人数高达20万人。由于严重缺乏工程机械，施工条件异常简陋，加之当时青壮年大都开赴前线，征调而来的民工不分男女老少都来参加筑路。工地没有住房，他们就用树枝搭建临时窝棚，风餐露宿，承担超强度的劳作，以艰苦卓绝的努力创造了奇迹。据档案文献记载，至1939年7月“综计滇缅公路由昆明至畹町，全长959公里，共有土方19983960立方米；石方1875497.055立方米；桥梁536座、跨径267633米；石涵洞2198座、木涵洞1114座；挡土墙477.8米；铺路碎石1108739.62立方米”，云南人民硬是用双手开辟出一条抗战国际大通道，震惊了世界。但滇缅公路艰巨的工程和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使得超过3000名修路民工死于爆破、坠崖、落江、土石塌方和疟疾。

1938年8月底，滇缅公路贯通，这条蜿蜒于横断山脉的交通干道，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生命线”。为掐断这条“东方战场的输血管”，日军在越南河内组建“滇缅路封锁委员会”，从1940年10月开始，累计出动飞机400余架次，对滇缅公路进行大规模轰炸。滇缅公路沿线的云南各族儿女以不怕牺牲、顽强坚韧的护路精神，冒着敌机炮火，即炸即修，始终保证滇缅公路的畅通。据统计，从1938年12月到1942年5月，通过滇缅公路抢运进入中国的各种抗战物资达49万余吨，对中华民族抗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滇缅公路的贯通，也增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为后续盟军在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合作打下了基础。这条路不仅是抗战时期中国对外陆上战略运输动脉，更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并肩作战的象征。

抗战的风烟已然散去，但云南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共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云南人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不朽功勋值得永远铭记。

（作者单位：云南省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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